文/凝尘

近日，研读陈鸿《长恨传》、司马迁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及古越蔡东藩《唐史演义》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。陈鸿《长恨传》提及杨国忠，竟将其比作晁错（见原文“从官郎吏伏上马前，请诛晁错以谢天下”）。愚见以为，实是不妥。

历史上，晁错谏言汉景帝削藩，直接引发了吴楚七国的叛乱；杨国忠谏言唐玄宗诛杀安禄山未果，却引发了一场“安史之乱”。虽然这两次叛乱均由此二人直接引发，但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截然不同。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，有汉一代迎来了一段中央集权的繁盛时期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唐代的中央皇权逐步旁落，由盛转衰，藩镇割据之势愈演愈烈，终至灭国。

想当初，晁错力主削藩，一意孤行，志在天下尊君、社稷安定，虽不可为而为之。杨国忠谏言玄宗诛杀安禄山，全然不是为国为民着想，实是出于一己私利；何况，其向皇帝谏杀安禄山，并未真正说动玄宗，也未曾执意为之。

当然，此二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也截然不同。晁错被杀后，他的同僚（邓公）曾在景帝面前替他伸冤，鸣不平，以至景帝遗恨不已。反观杨国忠的遭遇，全然不是皇帝将他赐死，反倒是皇帝手下的羽林军哗变，且未经皇帝允许便将他杀死，可谓对其误国误君的行径早就恨之入骨。

两相比较，晁错力主削藩，不是为一己之私，用他自己的话而言，即是“削地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”。晁错明知削藩会祸及己身，也要执意为之，因他深知不削藩便“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”。他的出发点是铲除诸侯势力以巩固皇权，维护社稷稳定。相反，杨国忠却并不及晁错这般大义凛然、谋虑深远。杨氏一门深受国恩，显赫一时。杨国忠不思图报，却只顾铲除异己，中饱私囊，尤其是继李林甫入相后，骄奢淫逸，擅权弄国，以致身败名裂。

由此观之，此二人实不可相提并论。从历史典籍中，我们能深刻地察觉到此二人：一忠一奸，一正一邪，一大一小。依蔡东藩之论，杨国忠与安禄山“皆小人之尤，气类相求”。晁错虽“为人陗直刻深”，在忠君大义等方面却远胜杨国忠这号人一筹。可见，《长恨传》将杨国忠比作晁错，这样的言论真正是失察之言，不得不引人深思呀！